子曰。君子 喻 於 义 。小人 喻 於 利
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卜烈仁 (Alexei Arkadievich Brezhnev) — 苏维埃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特命全权公使。他作为中苏两国之间上世纪50-70年代外交历史的见证人，拥有多年驻中国担任外交使节的丰富工作经验。
在自己的外交官生涯末期，卜烈仁一直担任着国际劳工组织莫斯科分会和之后驻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出版及文件制定部主席职务。
他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学者，为多篇相关论文，专著的作者，包括以作者本人回忆和实际历史记载为基础写成的著作《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回忆与思考》。他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
阿列克谢·卜烈仁于1930年7月19日生于前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从1930年 – 1948年期间与父母一同居住在萨马拉市（前苏联名称：古比雪夫）。 1948年卜烈仁以金牌生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古比雪夫市第六中学，并考入国际关系学院（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历史系。在
《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回忆与思考》一书里他对自己当时选择历史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原因做了相关描述。
卜烈仁一直对自己所接收的大学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他回忆说那是一座崇尚民主和创作精神的学校，并且拥有优秀的教师队伍。他尤其对于1953年结识的 E.V. 塔尔列院士 (E.V. Tarle) 有着异常深刻的印象。卜烈仁以获得红色毕业证书的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前苏联外交部工作。1953年他和同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的自己的妻子艾涅萨一同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外交公事。出差中国对于卜烈仁来说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当时他是以美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从大学毕业的。
对此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在经过思考之后，他认为前往中国这样的伟大友好邻邦出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对于一个新生外交官，正在全面发展外交事业的中国正是一个很好的积累工作经验的实习地点。他便接受了出使中国的任务（请参考以上述著作第16页）。一开始他参加了前苏联驻华使馆的培训并到中国人民大学访学。之后便完全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人民大学的学习生活，与中国学生同住一间宿舍不仅为卜烈仁提供了良好的中文学习环境，也让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特征，行为习惯有了深入的了解。
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系学习了三年并参加了相应考试以后，卜烈仁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中文，英文，法文翻译），并担任前苏联驻华使馆随员。之后，他进入前苏联驻华使馆对外政策工作组工作，参与制定有关中国对外政策情况的资料及中苏国际合作实施的建议，并负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各部门就各项事宜保持联络。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多年外交工作中，卜烈仁与V·V·库兹涅佐夫 (V.V.Kuznetsov)、P·F·尤金 (P.F.Yudin)、S·V·切尔沃年科 (S.V.Chervonenko)、S·G·拉平 (S.G.Lapin)、V·S·托尔斯吉科夫 (V.S. Tolstikov)等多位前苏联驻华大使有过合作经历。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从中国撤出大使期间，他曾不止一次的担任前苏联驻华代理公使。
1959 – 1961年，卜烈仁担任前苏联外交部远东局三秘职务。1961年 – 1967年以前苏联驻华使馆二秘身份再次被派往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妻子一同于1961年达到北京后，卜烈仁发现中苏关系与1959年相比已产生了向复杂化转型的巨大变化。他作为外交使节及使馆对外政策工作组成员为中苏关系的缓和做了分析，制定建议等大量工作。在书中他回忆道：“我们作为外交使节充分理解中国本身当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危机，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从最客观的角度分析相关问题，而不是被激动的情感所控制”。
1967年夏天，卜烈仁首次担任前苏联驻华使馆代理公使。在严格遵循苏共中央政策的基础上，他在中苏关系的各项事务中采取灵活处理的应对方式，在不失原则底线的前提下向中方展示了苏方渴望与中国保持正常国际关系的愿望。“避免失去理智的挥舞拳头，而是采取平静的方式解决问题” – 这是卜烈仁和他领导的工作组在当时采取的外交原则，之后的各项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1968年卜烈仁返回莫斯科后，开始担任前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计划局高级顾问及报刊部专家顾问职务。1969-1970年他以顾问和之后的前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中苏边境领土问题谈判。此次谈判的进行成为了中苏边境领土问题争端的晴雨表。卜烈仁与其他苏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与中方代表团就各项问题积极磋商，为中苏边境领土问题的解决建立了一条良好的道路。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卜烈仁经常在包括《真理报》、《海外周刊》等各种媒体报刊上以不同笔名发表过多篇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1972年卜烈仁再次被派往中国，担任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职务，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驻华使馆的第二号人物，他曾在前苏联从中国撤出大使期间担任了总共两年的使馆最高领导。卜烈仁与前苏联驻华大使及其他外交官一起参与解决了中苏外交关系视野范围内诸多重大政治问题。与中方有关部门保持联络，一同合作，并执行了驻华使馆的很多行政事务。
在自己的书中，卜烈仁记述了前苏联驻华使馆与由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当时领导的美国驻华特使机构之间的关系。卜烈仁及其夫人，还有托尔斯吉科夫夫妇也应老布什邀请参加了由其组织的非正式会晤。
卜烈仁当时工作的政治方向主要针对解决中苏两国之间纷争和敌对，这个方向在1976年愈加成为两国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领导层产生了重大变革，由此也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
卜烈仁参与起草制定了有关当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多项文件和建议。但是由于在苏共中央产生的一些主观性问题，这些建议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978年卜烈仁被召回苏联分配到前苏联外交部历史外交局任职。这次的职务调换起因是因为其发给苏共中央的信函，在此信函内容中记述了有关1978年春季中国媒体在针对苏联的报道中批评和敌意明显减少的详细信息。
在外交部历史外交局工作期间，卜烈仁主要致力于从史实基础出发消除关于所谓中苏两国根本敌对关系的谬论。由他倡议领导了名为，《史实的否定》系列文集的编著，揭穿了很多关于我国与中国关系之间历史的谎言，此文集有多名前苏联历史学家参与。在此文集中包含有卜烈仁本人撰写的有关俄罗斯官方及社会各界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 太平天国运动看法的文章，由此他获得了前苏联历史学博士的学位。
1982年，卜烈仁先生被任命为国际劳工组织莫斯科分会主席。在担任此职务期间，他积极的促进了我国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出版了俄文版的《国际劳工组织安全与卫生大百科全书》。
1986年 – 1991年期间，卜烈仁曾在国际劳工组织驻日内瓦秘书处最大的部门 – 出版及文件制定部工作。除了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从事着将国际劳工组织各种文集译成俄文并出版的重要工作，我国对于此项事业有着较高的兴趣。
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分会主席，卜烈仁与前苏联国际劳工组织事务委员会签署了有关他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收集的信息资料出版发行协议。这些信息资料包含了1987年撰写的有关促进国际劳工组织与前苏联政府相关部门更紧密合作的分析建议书，卜烈仁提出的新颖建议被前苏联政府所接受。
卜烈仁由于其丰硕的外交功绩而被授予苏联红色劳动功勋奖章，英勇劳动奖牌，列宁诞辰100周年劳动奖章，劳动功勋元老等荣誉。1972年和1985年先后被授予二等及一等特命全权公使外交职称。
卜烈仁所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1946-1956年为全苏共青团团员，1946-1948年全苏共青团中学团支书，古比雪夫市共青团团委委员，1950年代中叶 –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共青团副团支书、团支书。1957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代上叶 –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人员党组书记。1970年代 – 苏维埃联合地区委员会驻北京委员。
卜烈仁也一直在从事着宣传教育工作。1970年代他曾担任前苏联驻华对外政治宣传联合会主席职务。1980年代卜烈仁曾在苏联共青团马列大学夜校基辅分校任教读讲义。1980年代末叶担任前苏联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处党委教学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对外政治宣传联合会会员。
卜烈仁从他的大学时代起就参与到媒体工作中，他是《外交辞典》第二、第三、第四卷的作者。他最后发表的文章有关美国国家高层文件出版及传播的经验，由于作者本人对美国政府出版体制非常熟悉，所以此文章得以出版于《苏维埃国家与法制》杂志1990年第八期。
妻子：艾涅萨·伊兹麦洛夫娜·卜烈仁娜 (Enessa Izmailovna Brezhneva)，生于1930年。与其丈夫一同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历史系。随行丈夫参与了各项外交使节活动。由于对外交事务特点的了解，为丈夫提供了诸多宝贵意见，是《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一书编著的倡议者。
子女：女儿阿嘎珀金娜（卜烈仁娜）·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Agapkina Tatjana Alexeevna)
儿子：卜烈仁·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Brezhnev, Vladimir Alekseevich)
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卜烈仁于2008年5月17日在与病魔搏斗了多时之后不幸逝世，葬于莫斯科特洛伊库罗夫斯基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