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领域的老战友
“ 我是在1968年7月与 阿列克谢.卜烈仁 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是出差回来然后被委派到前苏联外交部出版部门工作，主要负责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媒体同志们打交道，而卜烈仁从事的是别的一些工作。我当时还是一个工作经验未满6年的年轻外交官，而卜烈仁 那时候已经在外交领域拥有15年的丰富工作经历了。我有时负责针对苏维埃国家中部地区或加盟共和国发来的一些文章撰写评述，评论的内容一般都是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有关的，所以有时候就向卜烈仁 请教一些问题，他是个很好的人，很有礼貌，给我提建议时都很讲方法，很有分寸。
就这样我们很快就不仅仅是同事关系了，而且还成了朋友，后来我们两家人也都成了朋友，一直到现在，但可惜的是阿列克谢.卜烈仁已经不在世了。
在单位里卜烈仁特别受同事们的尊重，而且他也很有威望，领导也很赏识他。以前他在中国工作过很多年，虽说他在外交部出版处负责的工作跟中国无关，但是远东处的同志们却经常向他咨询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1969年10月的时候，前苏联政府正在筹备向中国派遣代表团协商两国边境问题。在相关文件和资料准备的过程中卜烈仁进行了积极参与，当他把准备好的文件拿给代表团领队 V.V.库兹涅佐夫 （V.V.Kuznetsov）同志看的时候，库兹涅佐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代表团成员名单里没有阿里克谢本人，得到的答复是 阿列克谢. 卜烈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次出差的时间一定不会很短，有可能是一周甚至一个月，因为卜烈仁是处里的台柱子，所以领导不愿意放他出去这么久。之后第二天就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任命，卜烈仁也成了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之一。
就这样我和卜烈仁的同事关系就算结束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出版处，我们从那以后就多年没怎么见面。
卜烈仁走后，我在出版处又工作了一年左右，然后就被派去参加高等外交官培训，之后去了南斯拉夫。虽然我和卜烈仁在不同的国家了，但是有时还是有机会见面，一般都是在我们正好同一时间段回国休假的时候，见得比较频繁那是我们都退休以后的事了。
在《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 – 回忆与思考》这本书的扉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行感谢文字，写的是：“留给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的美好留念“，这行文字是在1998年8月，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夜写在书上的。这本卜烈仁 先生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自传体书籍，因为其中所记述的很多事情源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此同时，本书又代表着一种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反思和追溯，那些事情在成书的时代已经都成为了永远的历史。当代的人们，已经很少有谁记得像 “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存”这样的歌曲了，但是在那个遥远的年达，好像是歌曲里唱的一定会成为永恒似的。当我们读到书中关于中苏关系危机的片段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而当我们读到关于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人员为预防冲突局势扩大做出了何等努力的工作时，我们又被深深感动，这里面我认为也有我亲爱的同志和朋友 — 烈仁先生很大的功劳。”
里沙特.沙拉福特丁诺维奇.库达舍夫 （Rishat Sharafutdinovich Kudashev）—— 翻译家，外交家，长达12年之久在中国工作。1950年 – 1969年间参加过众多苏中两国间并不简单的高层会谈，亲身见证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在中国的生活》一书作者，本书曾译成中文并配套有精彩的照片集。
里沙特.沙拉福特丁诺维奇在中国的首个职务为中长铁路哈尔滨段主任做翻译（照片中后排中间为R.Sh.库达舍夫）。
库达舍夫与阿列克谢.卜烈仁经历相似，也曾在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实习生学校学习过，阿列克谢.卜烈仁为其学长。（照片中二排左起第二位为R.S.库达舍夫）
里沙特.沙拉福特丁诺维奇记忆中的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
“在我记忆中，阿列克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工作很专注、很努力，我经常都会被他在工作中的细心所折服，比如说有时我们一起准备一份文件，他会把文件翻来覆去检查好几遍，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棒，真的非常棒。阿列克谢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他对本职工作非常重视，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用尽全部精力地努力，就是这样。”
“我们一般都是负责跟对外关系有关的工作，但是有时阿列克谢会代理大使职务，这时候他需要管的事情可就多了，包括大使馆内外的很多大事小情都要去操心。”
"我和阿列克谢之间不仅建立起了良好的事务关系，而且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关系紧密的同志友谊。我们之间无需多言便能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之间相处很讲究分寸，从来没有过什么争执，当然辩论有时是有的，但是这很正常，为了在工作中精益求精，有时我们不得不争上两句，因为很多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真是是很难检验真伪。不过总的来说，大家都是很体谅理解对方的。”
“我一般跟大家关系都很不错，包括和我们的中国同志们。阿列克谢也一样，他跟中国朋友们相处的也很融洽，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时有很多中国同学，那个时候我们从事苏中关系的外交官一般都会在学生时代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一年，但是这段留学经验都很有意义，会让我们永生难忘。”
“如果现在有机会，我还是很想跟他以外交官的专业角度来探讨跟中国有关的各种问题，而且我想我们的观点都会是比较一致的。我以前这样认为，现在也没变，那就是不要破坏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就更应该去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可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还有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终于就边境领土问题达成了一致，这是两国外交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里沙特.沙拉福特丁诺维奇回忆苏联大使馆的生活：
“我在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党委工作期间共走访过50个国家，在这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有汉学研究背景的苏联外交官待人一般都更热情，我每次去北京他们都会盛情款待我，这让我对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就和阿列克谢一样，我也曾数次被选为苏联驻华使馆党委书记。那个时候党组织时不时会在大使馆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每次都很热闹，一般都是举办音乐会或一些竞赛。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游览参观，好让在使馆任职的苏联人们更了解他们所在工作的国家。我们当时和北京几所当地学校有着友好关系，他们的学生有时会来到使馆附属学校演出，这是非常有趣味的活动。”
关于外交官夫人们的工作情况：“外交官的夫人们在使馆的工作一般都是辅助性质的，但也非常重要。”（照片中库R.Sh.塔舍夫与妻子 T.A.库塔舍娃。上世纪60年代摄于中国）
"阿列克谢晚年的时候是在国际劳动组织工作，我经常去拜会他，我们喜欢在一起讨论时事。"（照片中 R.Sh.库塔舍夫在A.A.卜烈仁的生日宴会上）
下面转载一些库塔舍夫先生所著关于作者青年时代一些故事的著作节选和展示一些作者个人档案中的信息。
娜塔莉娅.鲍里索维娜.巴伯齐金娜 （Nataliya Borisovna Babochkina）1929年10月21日生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戏剧演员家庭，她的父亲 鲍里斯.巴伯齐金 （Boris Babochkin）是著名的亚历山德林话剧院演员，并在上世纪30年代知名导演瓦西里耶夫兄弟拍摄的经典电影 《夏伯阳》 中扮演主角。娜塔莉娅.巴伯齐金娜1953年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此后就一直活跃于新闻工作战线上。1958年2月15日前苏联著名文化人，斯大林奖章获得者 维克多.普陀拉斯基（Viktor Poltoratsky）将巴伯齐金娜召唤到了当时新出的 《文学与生活》 报纸旗下，但是作为著名演员巴伯齐金的女儿，娜塔莉娅还是在杂志 “莫斯科” 上更多的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关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国关的新教学楼建成也有很久了，不过我们还是更想念老楼，就像我们从一艘老船里一同走过，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与我们在大海上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水手兄弟们，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身后的团队精神和深厚友谊。”
“我确信，学院的教师队伍拥有如此的强劲的实力和高水平，这与当时国关的校长尤里. 帕夫洛维奇.弗朗采夫先生 (Yuri Pavlovich Frantsev)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有着很大关系。学校费尽心机想把我们培养成有知识渊博同时又有教养的杰出人才，你看看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师们都是多么的有名：著名科学家塔尔列 （E.V.Tarle）、巴兰斯基 (N.N. Baransky)、叶菲莫夫 (A.V.Efimov)、艾普施坦 (Epstein)、久申 、博克沙宁 (A.A. Bokshanin) …。”
“阿列克谢.卜烈仁，也是我们的好学生，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廖莎，他总是很关心那个老教授塔尔列，常常都在课后搀扶他回办公室或者陪他去各种地方。”
殷娜奇卡. 坤茹科娃（艾聂莎.卜烈仁）：
“我们的这几位女孩子，每一个都很特别，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殷娜奇卡.坤茹科娃，她嫁给阿列克谢. 卜烈仁后改了姓，一晃就是半个世纪的姻缘。”
“我们是一次很偶然，甚至可以说很古怪的方式认识的：当时夏天刚过，我们就决定比比谁晒得更黑，结果谁也没赢，然后就一起去上课了，结果后来我们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我们总是可以一起发现一些可笑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一起开怀大笑。”
殷娜奇卡. 卜烈仁 和 廖莎. 卜烈仁（注：廖莎为俄语人名阿列克谢的爱称 – 译者）
“这命中注定的缘分就这样把殷娜和廖莎结合在了一起。”
“我总是认为殷娜和廖莎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理想境界。”
“我和殷娜还有廖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他俩在国外工作的那些年，我们之间很少通信，但是我和殷娜之间仿佛有种默契，一旦见面就可以一切尽在不言中。”/p>
“我和殷娜就成为了亲人般的好友，我们的丈夫们(Anatoly Anatolievich Petrytsky）也是，别看他们好像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有一点他们特别相像，那就是他们都有一股正气。”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佩特里茨基 (A.A.Petrytsky) 毕业于全苏电影学院（现全俄电影大学）摄影系。前苏联知名导演亚历山大.扎尔黑 （A.G.Zarkhi） 执导的电影 《我的弟弟》（1962年）是佩特里茨基参与拍摄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在这之后他就受到了前苏联电影大师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S.F.Bondarchuk） 的邀请参加根据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 《战争与和平》改变的同名电影的拍摄，拍摄工作一共进行了6年之久（1961年 – 1967年），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196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佩特里茨基先生个人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格里高利.丹聂利亚 （G.Daneliya） 拍摄的喜剧 “密米诺”。
《从克里米亚大桥出发！— 航向已确定》 文章中的句子经作者许可引用。
阿里克谢.卜烈仁的 《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思考与回忆》 一书出版后，亚历山大.伊里奇.恰什尼克 是首批获赠本书并带有作者本人签名感言的人士之一。
即便是对于我这种远离政治的人，能有机会从一个高素质的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官的视角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也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这让我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观察一些外交事务中的特点，并为自己扩展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苏中关系的很多知识。”
亚历山大.伊里奇.恰什尼克 （Alexander Ilyich Chashnik） 于1933年生于前苏联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市（现俄罗斯联邦新莫斯科斯克市）。他的父母均就职于前苏联最大的化工厂 《阿佐特》 化工厂。
上个世纪30年代前苏联的政治运动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场劫难，恰什尼克的父亲也差一点被捕，但最终还是侥幸逃过一劫。
在前苏联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初期，父亲就参加了抵抗民兵团，并很快开往前线。
母亲当时是作为化工厂专家被转移去前苏联基洛沃格勒市的铜材厂工作（1922年在基洛沃格勒铜材厂冶炼出了苏联最早的一批铜材，1957年基洛沃格勒铜材厂被基洛沃格勒化工厂收编）。
从恰什尼克本人和他母亲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转移工作完成的有条不紊，非常成功，专家们在新的工作地都得到了足够的关心，获得了自己的住房，工作条件也制备的很充分。
之后全家人到了莫斯科生活，父母亲仍然继续着他们在工厂的工作。
进入莫斯科327中学上学是一件幸事，这所学校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三圣小巷（现为莫斯科1227中学）。
这所中学坐落于1913年建成的老房子里，而这座建筑在当时，就是上世纪40年代完全能够满足一所中学的全部需求，就是现在这所老建筑在各方面条件上也丝毫不落后。学校拥有物理、化学、自然学的专门教室，还有高级体育馆和一个很大的半封闭式室外操场等设施。实力过硬的教师队伍是这所学校的又一大优势，理工科、文科、外语、语文都有高水平教师带队。这些都在恰什尼克的生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喜欢物理学，而文学则是陪伴他一生的良师益友。
恰什尼克一家人和千千万万的苏联人家一样，在战后过着普通的日子。所幸的是，亚历山大本人获得了在学校最好的物理教室担任助教的工作机会。
在校期间，物理学逐渐成为了这个青年人的最大爱好，也注定了他未来的从业方向。
同样也是在校期间，恰什尼克与自己未来的妻子伊丽娜相识，并陪伴着她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恰什尼克以银牌生的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在努力学习知识的同时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利用时常到外城市实习和去外地旅行的机会深入了解了前苏联众多地区的情况。
恰什尼克至今还深爱旅行和那些在旅行中获得的难忘印象。
他的爱人伊丽娜也非常喜爱旅行，这之后成为了他们与卜烈仁一家人相识的契机。
文艺是亚历山大. 恰什尼克的又一大爱好，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伊丽娜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对文学和戏剧有很深的研究。
1956年，恰什尼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之后被分配到发电站启调部门工作（成立于1932年的发电站启动与调试机构）。从那时起他时常到各地发电站建设现场出差，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伏尔加河列宁水力发电站发电机启调工作。
恰什尼克先生也因在这次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了苏维埃共青团中央荣誉奖章。
恰什尼克先生在发电站建设中参与的工作让他本人获得了宝贵的专业和生活经验，这些宝贵的经历让他产生了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强烈主人翁的热情。
在此期间他不仅对能源设施的调试工作着迷，同时也对此类设施的研发工作产生了强烈兴趣。所以当发电站建设研发部门的同志们建议他到全苏电子动力学科研院工作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接受了这份邀请。学院是1941年为研发各种国防电子技术设备而建立。全苏电子动力学科研院因参与研制及实现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上天而被授予苏联红色劳动奖章。1986年科研院由因参与研制潜艇电子设备而被授予列宁奖章。2003年学院又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奖，这次获奖的科研成果是统一式宇宙空间站的建设。
在全苏电子动力学科研院工作期间恰什尼克获得了大力发展本职专业技能并掌握新领域、新技术的宝贵机会。从参与研发潜艇使用的柴油发电机到研制原子能发电机，人造卫星太阳能电池系统，微电子系统，登月设备信息保障等等 ——这些只是亚恰什尼克先生参与过的科研活动中的一部分而已。
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同时，亚历山大. 恰什尼克并没有丢下自己一生的爱好。他在游历的各地挑选收集当时莫斯科难以找到的书籍，并与妻子伊丽娜到全国各地去参加诸多戏剧剧目的首映活动。
恰什尼克的妻子伊丽娜女士当时是苏联科学院信息及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现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信息及社会科学研究院）。 就是在研究院里，伊丽娜认识了艾涅莎.卜列仁女士 — A.A.卜列仁的妻子，从此两家便被他们共同的兴趣：求知旅行，电影戏剧茶话会等活动所紧紧联系在一起。
“阿里克谢.卜烈仁的 《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思考与回忆》 一书出版后，亚历山大.伊里奇.恰什尼克 是首批获赠本书并带有作者本人签名感言的人士之一。
如亚历山大.伊里奇自己所言：对他这样远离政治的人来说，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以一个资深汉学家、外交官的身份让他重新审视了苏中两国之间这段不寻常的外交历史的始末，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与亚历山大.伊里奇壮年时期吻合，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好友阿列克谢.卜列仁所撰写的这本书，亚历山大.伊里奇.恰什尼克将对这段历史了解甚少。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杜比宁 (Mikhail Petrovich Dubinin)：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从1978年起任职于俄罗斯内务部高等管理学院等国家内务部门，授衔退役警察上校称谓。
总任教资历 - 35年以上
获社会及经济系统管理专业（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M.P.杜比宁先生的科研生涯中共有119篇科教作品发表出版。
杜比宁先生获内务部门信息管理技术教研室副教授职称，退役警察上校警衔，并在2010/2011学年获得俄罗斯内务部高等管理学院优秀教师奖，同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部长奖项中“俄罗斯内务部教育系统最佳优秀教师奖”。
我与我的表兄阿列克谢.卜列仁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1940年，萨马拉州，古比雪夫市）。我们那时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咱们之间的感觉就是那种很亲密的兄弟之情。阿列克谢呢，作为哥哥，总是很关心我，也时常哼哼教导我，有时我也不是都愿意接受，但一般还是听从他，也喜欢模仿他。总的来说，我们两家人从那时开始就成了一生的朋友。
我尤其对我表哥的父母，就是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和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对我表哥的关怀和养育非常感动。他的母亲总是对儿子的各种兴趣爱好很支持，不管是国际象棋，航模兴趣小组还是钓鱼，都很赞成，她也几乎认识儿子所有的朋友。而他的父亲则花费了很多时间教会了儿子细木工和钳工的手艺。
我和阿列克谢表哥经常一起下国际象棋，所以我也以他为榜样加入了学校的国际象棋兴趣小组，没想到这个爱好对我今后一生都很有好处，我由于那时候的练习，后来在棋局中战胜了很多实力强劲的对手，我对此总是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和父母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次波兰的国际象棋冠军 克里斯丁娜.咖路易到学校来访问，并组织了一次一对多的国际象棋比赛，作为她的众多对手之一，我有幸赢了她一局。
1947年我进入古比雪夫市的学校上学，阿列克谢表哥当时也在那里上学。不过一年之后他毕业了，并考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三年之后我父亲也转到莫斯科工作，我们家当时住在莫斯科沙市路附近一带的小区, 现在我还住在那儿。古比雪夫的老同学们经常寄信给我讲述他们的新鲜事儿，同时他们也对我在莫斯科的生活很感兴趣我在莫斯科上学的学校是144学校( http://ru.wikipedia.org/wiki/Школа_№_1384 )，就是现在的莫斯科1384中学, 这所学校是以俄罗斯国家国防军工总公司《Almaz-Antey》总裁 A.列曼斯基 (A.Lemansky) 命名的，他也在1384中学上过学，比我早五年毕业的、
我去了1384中学后，学校里很快就建起了新的教学楼，而校园里开拓了一块苹果园，院子里栽树劳动的时候也有我们学生参加。
我也参加了由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卡巴列夫斯基（Yuri Dmitrievich Kobalevsky）组织的国际象棋兴趣小组，尤里.卡巴列夫斯基是当时著名的国际象棋选手，他是苏联功勋作曲家 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 (Dmitry Kobalevsky) 的儿子，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也是一个狂热的国际象棋爱好者。
学生时代我还喜欢做什么？那当然还有摄影了。我和阿列克谢当时都是满腹激情的摄影爱好者，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们也很喜欢拍漂亮的照片，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流行的一件事，但是技术工艺可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为了拍出精美的照片，需要对照片进行冲洗，打光……很多工序，多么的有趣啊！阿列克谢后来爱上了幻灯片制作，而我就一直很喜欢摄影。
在学校里我最喜欢的课程首先是体育课，然后是数学和英语，体育课是我的最爱啦，那时我们上体育课都很认真，因为大家都认为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那时经常去健身馆练体操。
我那时也上过音乐学校，我现在还很喜欢弹钢琴，吉他和拉手风琴，喜欢唱浪漫曲，时不时的在我现在工作的学院给同事们表演一下。
上十年级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索科尔尼基体育馆的花样滑冰训练班，滑冰一直坚持到大学时代
我的中学毕业成绩单上有两个四分（相当于：“良”），分别是俄语和英语，所以我没能像阿列克谢那样得到奖牌，我认为原因是在于毕业前后发生的一些误解。
但是我还是以良好的成绩顺利毕业，并于1957年考入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本着培养优秀实用人才的原则在实用和理论物理学，实用数学领域培养出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我们的老师也都是当时全苏联最好的。
当时我还作为手风琴手参加了社会宣传队，到莫斯科郊外各个小城去演出。当时不论是学业本身还是业余活动都没有像大学三年级开始的专项科研实习那样吸引我。
1964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阿列克谢已经结婚成家做父亲了，而且也成了一位真正的汉学家外交官，我们两家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虽然一开始我们两人的专业兴趣并不相符，但是生活总是会带给人惊喜，一个研究数学的人和一个中国问题外交官之间产生了共鸣之处。读完研究生后我进入了苏维埃科学院中央经济及数学院工作。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数学模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包括管理决策的机械模拟。我和阿列克谢就这些相关问题经常讨论，而且分歧总是存在。他作为资深中国近代史专家，完全不能认同可以通过实验室手段得出针对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预测。但是这些讨论和分歧却给我们俩都增加了很多知识，让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看待我们的专业领域。
阿列克谢也以很大的兴趣对待苏维埃电影交友会中的活动。我参加的这个交友会很有历史，成立于1925年。交友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团结电影爱好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宣传功能，1934年开始交友会活动中断了好一阵，到1960年代才重新恢复。从1964年到1980年我曾任职于“俄罗斯”电影院的莫斯科电影俱乐部主席，阿列克谢对这个领域不甚了解，但是他却每次获得关于各类电影的新消息时都很开心。
1978年起，我们从事的工作领域的交集不复存在，由此围绕专业主题的争论也不再继续。我那时开始在前苏联内务部高等学院工作（现为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高等学院）。当时学院里很需要掌握社会及司法程序中应用的电子计算机数学模式方面的专家。在那里我工作至今，并顺利完成了题目为 “内务部门管理决策优化” 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我的女儿娜塔莉娅后来也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了科研领域，不过她有两个学位，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是司法领域的。现在她是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大学数学及信息教研室主任，也被授予了上校警衔。
关于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我后来就很少接触了，但是我还是带着很大的兴趣读完了A.A.卜烈仁的 “中国：通向友好邻邦的荆棘之路：回忆与思考” 这部书。这本书让我不仅仅回忆起了当时发生的两国间的种种事件，也让我对作者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分析能力和在外交、内务等多方面事务领域表现出的突出能力有了充分的认可。作者的很多独特观点都是具有先见性的，我想对于当代的外交领域人士仍然能具有启发式作用。
我们全家都跟阿列克谢.卜烈仁一家一直保持往来，包括跟他的妻子艾涅莎，他们的孩子们，孙子孙女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